《製作一幅表現城市建設的壁畫》（The Making of a Fresco Showing the Building of a City）這幅里維拉（Diego Rivera）的壁畫自1931年完成後就一直完好地保存在舊金山藝術學院，畫中是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在描繪一座即將孕育出改變世界的城市。相較於美國東岸的法政與經濟傳統，西岸向來屬於逐夢者，從19世紀的淘金熱、西進運動，20世紀電影工業在好萊塢崛起，再到孵化無數新創公司的矽谷。
在展覽策劃初期，策展團隊嘗試在舊金山與杭州兩個城市間尋找連結，除了瞭解兩校交往的友誼外[註]，更希望摸索出我們所將要前往城市，在當代全球抽象意義上的定位。此文集結了我們從《加州意識形態》這篇經典網絡批判文章出發的一些思考，包括與當代藝術與社會思想研究所諸多師友的對話結晶。
加州意識形態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加州意識形態》是兩位英國學者安迪．卡梅龍（Andy Cameron）與理查德．巴布魯克（Richard Barbrook）於1995年透過《Mute》雜誌及「Nettime」郵件群組發表的文章，在眾多科技媒體如《連線》（Wired）和《Mondo 2000》雜誌推播助瀾宣傳的技術解決主義風潮中，直指其中過度美好的「自由」形象，科技與反文化的結合表面上實現了直接民主，骨子裡卻仍是「傑佛遜式民主」——建立在對他人壓迫之上的自由民主。卡梅龍與巴布魯克將當時興起的捲動了社會、科技、政治並瀰漫全球的正統信仰稱為「加州意識形態」，它不專屬於加州，只是在加州萌芽。
以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著稱的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被兩位作者戲稱為這個信仰中的聖人，他主張大企業、大政府將由那些新技術賦權（empower）的個體給推翻，迎來沒有審查的電子直接民主與電子市場。正是在這波對媒介的信任、樂觀浪潮下，眾多另類媒體、社區電台、自主電腦社團、視頻組織紛紛在西岸竄起，舊金山在1960年代成為嬉皮運動的大本營。1970至80年代，許多在電腦運算、網絡技術上做出突破的人，都深受科技樂觀、新左派與反文化影響，到了1990年代，這些「前嬉皮」們紛紛當起高科技公司的主管或老闆，以「虛擬階級」之姿崛起，過去的社區媒體也一一被財團收編。
加州意識形態矛盾地雜揉了反文化激進主義與右翼新自由主義，前者以霍華德．萊恩格爾德（Howard Rheingold）為代表人物，堅信人們可以透過超媒體、「高科技禮物經濟」與「資訊高速公路」取代腐敗的資本與政府；後者則如《連線》及其大肆宣揚的極右派共和黨領袖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的理念，這個屬於虛擬階級的聖經級刊物無視這些極右分子大砍社會福利政策，被他們熱情提倡新科技能創造出自由主義的可能性所蠱惑。然而不論上述哪一方，都承諾予虛擬階級者當上高科技企業家的機會，也都試圖借著賦權於個人而削弱民族國家的力量。
卡梅龍與巴布魯克認為加州意識形態最為吊詭之處莫過於此。歷史上許多科技技術的重大突破都有賴於國家資金，比如1834年英國政府以巨額資助差分機研發項目、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國防部要求IBM研發可編程的數碼計算機。加州意識形態不斷強調要擺脫政府干預，然而整個西岸從基礎建設到頂尖大學，整個系統都仰賴國家的資金。這其間真的有所謂「自由市場」嗎？
文末作者提出了一個看似積極的結論，加州模式只是眾多模式的一種，我們仍有選擇。並且呼籲當時的讀者，應該拒絕後現代主義中那種勇氣喪失的處境，拒絕拿過去的前衛思想碎片扮家家；應該共同討論我們想要怎樣的網絡和電腦，從社會和政治的角度思考我們做出來的機器。
加州意識形態20.0及其後 Beyond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20.0
自加州意識形態提出後20多年又過去了，文章標題本身變成一則迷因（meme）：快速定義新自由主義矽谷企業家的方式。如今技術、信息、權力、資本的結合與作用已高度日常化與自然化，而作者在文中舉例作為加州模式之外的另類模式「MINITEL網路」（一種透過電話線存取的網絡服務），1982年於法國推出，在2012年也宣佈退役。我們仍有選擇嗎？這或許成了一個永恆的問句。
2015年，巴布魯克出席UCSC的論壇，以《加州意識形態20.0》為題發表演說，這是20年來他首度在加州公開談加州意識形態，而當年共同寫下這篇文章的卡梅龍在2012年過世。位於阿姆斯特丹的網絡文化中心（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INC）也在2015年將《加州意識形態》與巴布魯克寫於1999年的另一篇批判文章《網絡共產主義》（Cyber-communism）重新集結出版，巴布魯克在序中感慨他現在在大學課堂上面對的那群20多歲的學生，他們完全是在網絡的陪伴下成長的，網絡之於這代人就和水、電、公共運輸系統一樣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
意大利學者比弗（Franco ’Bifo‘ Berardi）在他的《不穩定的狂想曲》（Precarious Rhapsody）中以病理學的方式剖析「後字母世代（post-alphabetic generation）」，澳洲學者馬克．麥克林登（Mark McCrindle）定義Z世代是1995年至2009年間出生的一代，「後字母世代」指的是英文字母已經用盡，改以希臘字母開始代稱2010年後的世代，比弗描述為「向機器學習比向母親學習更多字彙的一代」或「後人類」的世代。
傑佛遜在他的莊園裡設置了許多精巧的機關，其中「啞巴侍者（the dumb waiter）」是一種讓主人不必直接面對僕人的上菜裝置。在裝置背後的「僕人的僕人」如今是參與亞馬遜微眾包平台「土耳其機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的一個個在線真人，是近乎無法克制地無償生產內容放上社交媒體的用戶如你我。後字母世代的勞動型態與精神狀態必然更加不同，令人擔憂的依然是個體的處境，里維拉壁畫里巨大的勞動者形象似乎正在裂解。
八個背影 The Eight Figures
《經濟學人》一篇2010年的文章精辟地描述了金融風暴後各種華而不實的工作頭銜激增的現象，比如將保潔人員稱作「地面維護師」（technienes de surface），稱遞送公文的工讀生為「媒體發配官」。另一方面，近期流行的「斜槓青年／自由工作者／自雇者」等指稱非典型勞動者的名詞，竟被塑造成一種值得驕傲的認同。職稱浮濫增生和追求多工都是經濟學家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定義的「不穩定無產階級」的現象，網絡與技術似乎並未單純地將人們從工作中解放出來，倒是更有效率地切分、包裝、媒合、販賣每個人的時間套餐。
里維拉那幅壁畫上背對著觀者的八個背影，若他們在今日轉過身來，面對我們的或許會是同一個面孔——疲憊而面無表情的臉上映著手機屏幕發出的光——他們可能正在透過軟件平台接單，或分身乏術地同時回答著好幾位客戶的問題，甚至為了準備轉職抓著零碎時間看教學視頻進修新知……
保羅．維希（Paul Virilio）留在《速度與政治》（Speed and Politics）中直指：速度是現代歷史的決定性因素，如今，速度差將人身心靈撕裂——以血肉之軀面對電腦運算速度不斷提升的宿命。造就矽谷的各種條件與機緣幾乎難以複製到他處，然而加州意識形態卻如瘟疫般蔓延，科技解決主義與政治右派、極權的結合不斷製造災難，谷歌公司行為準則之一的「不作惡」聽來有些諷刺。延續《加州意識形態》的批判精神，人文想像在當下更顯重要，除了幫助我們面對完全成為賽伯格之前，不斷升級（update）以維持原樣所承受的苦難，更關鍵的是，讓我們重新思考何謂這個時代的自由，以感受力修補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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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處兩校指的是中國美術學院與舊金山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